“靴子落地了，济南电影院即日起关闭。”3月30日，董文新在朋友圈转发了一篇红头文件，平静地说。同一天，济南报告了4例新冠肺炎阳性病例。
前两天她很高兴的告诉记者，济南的电影院都开了，但是上座率几乎都是个位数。她是济南百丽宫影城的总经理，已经煎熬了一个月。自3月以来，mainland China电影票房一直处于低谷。在两年前因疫情关闭后，百丽宫影城再次面临入不敷出的尴尬局面，当月收入无法满足房租。
有的同行更惨。济南有一家电影院一天只卖四张票。“还是关上门好。”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电影院在最初关闭半年后，第二次危机已经到来。今年3月，mainland China电影院的票房处于超低水平。3月24日内地总票房跌破千万元，止步于965万元(不含服务费)。这是内地近十年来，除了疫情恢复初期，最低的单日票房。每家电影院平均每天卖50张票，平均每场只有1.8人。
退潮持续到清明。清明节的迷你期每年收入超过5亿元，去年清明上映的《我的姐姐》票房收入8.6亿元。今年撤回了8部国产片，新上映的只有《密室逃生2》和《精灵旅社4》两部进口片。此外，3月份上映的《月球陨落》、《新蝙蝠侠》，清明档(4月3-5日)全国票房最高首日为4657.13万元，最低最后一天仅为2915.54万元。
2020年7月20日，在广东东莞CGV影院国茂店，一名首次观影的观众独自观看电影《中国合伙人》。自7月16日国家电影局网站公布“7月20日低风险地区影院可有序复业”以来，CGV影院国贸店成为东莞首家通过检查复工的影院。图/人民视觉
疫情无疑是最直接的原因，但在营业率低的表面原因下，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票房冰点。投资收紧，开工不足，片荒来临，不敢上映……疫情再次爆发，爆发前的行业寒冬，对电影行业的长期影响逐渐显现。观众不愿意去电影院，其实是因为没有那么多值得看的电影。
两年前，人们还在担心电影院的生死，像过节一样欢迎电影院复工。两年后，当电影院再次陷入困境时，甚至连一句关心的询问都很难听到。以及疫情引发的行业重构，颠覆了人与电影院的生理和心理距离。当电影院看似可有可无的时候，或许，“冰点时刻”真的已经到来了。
3月18日，00-1010，蔡导演看完《新蝙蝠侠》，走出电影院，看了一眼手机上的票房，低得让他吃惊。他手头有一个还没发行的新作，感觉到一股来自市场的寒意。“作为一名电影制作人，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担忧，”蔡告诉记者。“我也担心以后能不能收回成本，或者让制作方有一些基本的收入。”
曾经拍过《心迷宫》的导演辛玉坤也挺着急的。这两年他注意到，因为对票房复苏没有信心，很多片子撤了，片方囤积了太多片子，还钱压力变大，对新片的投资需求会降低。“影院大规模关停会产生非常持久的连锁反应，全行业会出现大规模裁员和公司倒闭。”
电影院里的倒春寒，在迅速恢复的过程中突然降临。在疫情控制相对稳定的2021年，全国票房从上一年的203.14亿元上升到472.58亿元，回到了2010年的74%
3月底前，济南还未收紧防疫政策，但百丽宫影城票房却跌至去年同期的一半左右。影城总经理董文新分析，今年春节比去年早，3月距离春节档较远，春节档的余热已经不多。此外，新上映的大片也表现不佳。去年3月，海外大片《阿凡达》、《哥斯拉大战金刚》相继上映，使得传统淡季的3月、4月也是月入25亿，而今年3月仅录得9.1亿。
这是近10年来，除了疫情导致所有工作停止外，月度票房首次跌破10亿元。
影院经理们焦急地等待着营救片的到来，超级英雄大片《新蝙蝠侠》被寄予了最大的期待。不过3月18日首映日《新蝙蝠侠》会和《国家电影局关于从严抓好电影院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一起来。中高风险地区的电影院暂时关闭，但一些没有确诊病例的城市也主动关闭了电影院。一些观众在看到电影一半时被告知立即清空房间并关门。最终，该片虽然口碑不错，但票房遭遇滑铁卢，用了八天时间才破亿。当然，这部电影黑暗的文艺气质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超级爆款，但这样的票房很难与“超级英语片”的地位相匹配。
全国影院开工率的大幅下降是票房下滑的最直接原因。3月份，全国影院开工率跌破50%，为影院复工以来的最低点。票房前四的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和上海。
深两城影院全部歇业，作为重要票仓的华东地区影院大面积停摆，对票房构成重大打击。即使在电影院正常开放的城市，影院也寒气逼人。为了迎接《新蝙蝠侠》，北京首都电影院将晚间的黄金场次大部分都留了出来，西单店晚间将近一半的场次都排映了该片，并且开了零点场。但增长乏力在第一天就很明显了。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分析，这跟全国大盘太低有关，“谁也没想到，全国大盘低到这个份儿上。”一位影院从业者告诉记者，电影院里的氛围与社会氛围具有同频的特点：当整个社会心态较为积极，影院就会出现叫座的娱乐片；当社会在一段时期里弥漫着焦虑和紧张，人们也很难在影院里找到沉浸的感觉。这既可以在社会心理机制上找到原因，也伴随着片方和影院顺应社会氛围的主动调整。而现在，不论因为疫情蔓延还是国际形势，社会情绪明显是后一种状态。
疫情暴发两年多来，影院已经成为受打击最重的营业场所之一。不通风、长时间聚集等因素叠加，使得影院被想象成一个危险的病毒传染源。然而事实上，影院里至今没有暴发过一次聚集性疫情。“每一波疫情到来，电影院总是最先关门、最后开门，潜移默化地大家都觉得，去电影院观影是个非常危险的事情。”董文欣无可奈何。
相比于疫情的困扰，另一个问题更难解。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发现，电影产业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循环：观众觉得影院没那么多好电影，所以不愿意去影院，导致上座率低、票房低迷；片方看到票房低迷，不愿意投钱拍大片，就更没有足够的优质片源。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片荒。
2020年夏天影院刚复工时，有经验的业内人士就预感到，一年后可能会出现片荒。复工初期感觉还不明显，因为积压了半年的已经制作完成的电影涌上院线，带来票房的反弹。但电影一般有一到两年的制作周期，停工的副作用，将会在一到两年之后显现。
于是，2021年暑期档遭遇了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萧条。暑期档原本是全年最重要的强势档期，这一年却低空飞行，从2018年、2019年超过170亿票房，滑落到74亿元。整个暑期档，没有一部卖座的进口大片，也没有一部国产大片，票房最高的是13亿的《怒火·重案》。此前几年，《战狼2》《哪吒之魔童降世》《八佰》《我不是药神》等30亿以上票房吸金大片，均诞生在夏天。
中国的电影院绝大多数都在商场里，楼下是奢侈品、珠宝专卖店，同一层往往环绕着大型火锅店，房租不便宜。方励记得，这是20年前以万达广场为龙头的商城带动的风潮，最终塑造了中国影院的基本布局。“作为房地产开发商，在自己的楼盘建影院成本很低，但对其他从业者来讲，要去豪华购物中心租个场地，负担太重了。”他觉得，应该重新思考院线建设：到底是作为逛商场的附带消费，还是可以作为独立的消费目的地，这是两种不同的业态。他理想中的电影院，应该离社区近一点，不用开车去，24小时营业，也没有那么多的衍生消费。
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影院是否具有特色，决定着其自救能力的强弱。国内影院几乎都像超市一样，以同样的方式供应着同样的商品，单个影院难以具备用户粘性。如果在审批的前提下，能够给予影院更自主的排片权，决定如何安排新片、老片的放映，不仅能以优质老片补充供给，每个影院还能举办自己的影展。循着这一思路，影院还可以考虑通过更多途径，比如咖啡区、观影会、沙龙社区放映等，让影院变得与众不同。
疫情已经迫使一些影院走出了第一步。首都电影院在疫情后，开始举办相声演出、演奏会等活动。如今差不多每月一次的相声专场，观众少则几十人，多则两百人。但现场演出即使单场收益高于电影，演出数量也远远不及电影。在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看来，相比经营收入的增长，这种尝试更大的意义是理念上的，他觉得电影院现在可能到了一个转型的节点，应该多做尝试。
这些变通目前来看只是杯水车薪，在电影院开发出电影之外的盈利性经营项目，全国还没有一个成功的案例。一个更为严酷的背景是，电影院这个行业是否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也值得探究。在这个争夺眼球的时代，小屏幕上的视频获得了更多注意力，也获得了资本更多的青睐。疫情后的人类，已经进化成无比熟稔在线生存的物种，让他们走进电影院，可能需要更多理由。
这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未来，为了将观众拉回影院，影院经营者们不得不绞尽脑汁。发达国家的影院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已经进入增长乏力的饱和期，疫情之后，电影越来越多在流媒体独家上线，又切去了影院的一大块蛋糕。为此，国外影院不惜血本升级巨幕、音响等硬件设施，甚至更换更宽敞舒适的座椅，提供餐饮和咖啡，希望把观众拉回来。中国的影院也已经趋向饱和，影院从2014年起增长逐步放缓，如今，一线城市影院几乎增长停滞，二线及以下城市支撑着影院和银幕数量的增长。
“这么多年，我们好不容易把银幕数发展到全球第一的规模，一旦倒掉就很难再起来了。”电影制片人王磊忧心忡忡。他觉得影院一旦萎缩，就是结构性变化，“十年八年可能都恢复不过来”。更为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人们可能不太需要电影院了，文化消费习惯发生了扭转。他自己就是个例子，今年春节档他一次影院都没进过，春节之后，倒是买过两次电影票，都因为时间冲突没去看，也没觉得缺了点什么。他想看的电影，都是在流媒体看的。“我发现自己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我不再去电影院了，这就很恐怖。”
“影院兴则电影兴，应该成为行业共识。”学者尹鸿和孙俨斌在《2021中国电影产业备忘》中说，即使经受着流媒体的挑战，影院依然是“第一窗口”，是电影价值的第一实现渠道。影院不仅在票房上占据重要地位，其共时性影响会对电影价值的其他窗口（包括互联网窗口）带来火车头式的拉动效应。
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锦华有一个说法：保卫影院就是保卫电影，就是保卫社会。她认为在一个极端个人化的“宅时代”，电影院是一个让我们可以肉身相遇、肉身聚集的空间。她心中真正的电影是携带着公共议题、负载着公共情感的，从而也是与影院这种公共空间联系在一起的。FIRST青年电影展创始人宋文描述得更为感性：“我们在黑暗中一起哭、一起感动、一起愤怒，我们需要找到可以分享彼此情感的载体，电影就是那个载体。”
董文欣对观众的回归依然保持信心，“只要疫情稳定了，来了一个好片子，观众肯定‘嗡’地就回来了。”现实中也提供了这样的例子：3月下旬，疫情中的深圳重开了几天影院，深圳一家影院票房立刻以接近10万的单日票房，连续三天蝉联全国销冠。
影院时常停摆，但上游的电影创作没有停下，拍了暂时放不了的，就攒下来，成为日后复苏的弹药。公众熟知的很多导演，依然在马不停蹄地拍摄自己的新片。最近几个月，国家电影局发布的剧本备案立项公示里，出现了张艺谋的《满江红》、文牧野的《欢迎来龙餐馆》、万玛才旦的《雪豹》、乌尔善的《郑和下西洋》等剧本信息，标注着“同意拍摄”。
一些数据显示了影片创作的繁荣。作为新导新作风向标，FIRST影展的电影市场创投项目征集在3月底刚刚结束。报名的剧本数量逐年攀升，2019年有732份，2020年、2021年分别达到857份和916份，今年初步统计再次达到新高。“你会发现大家写作的欲望被拉起来了，这有点像项目存储或人才存储的阶段，”FIRST青年电影展创始人宋文乐观地说，“我觉得是一个利好讯息。”
今年春节过后，有三四个非常有实力的机构找到宋文，希望让他帮忙牵线青年导演，一起合作新项目。但这些导演都有项目在身，分身乏术。宋文感觉到，这一批中青年导演正在旺盛的创作期，疫情也停止不了他们的工作。
2022年1月1日，灯塔研究院和灯塔专业版联合发布了题为“新格局，新生力”的《2021中国电影市场年度报告》，显示年总票房472.58亿。图/IC
当时，疫情刚过，无论政策层面还是观众意识层面，都对电影行业所遭受的打击有直观的认识，所以出台了很多相关政策，观众也对重新开启的电影院释放出很大的热情。但是似乎无人预料得到，疫情在此后一直断断续续绵延至今，而在2022年春节之后，形势又突然变得严峻且复杂起来，而此刻，电影业就如同在已经收起冬衣、关闭暖气迎接春天的时候，突然发现一场低至零下的倒春寒正在袭来，而处于速冻中的电影从业者，似乎已经乏人关注。
作为影迷，何思也开始琢磨自己为什么突然间就不愿意再进影院了。原本，几乎每周末都会去电影院，也热衷于参加电影资料馆抢票活动的他，已经好几个月没进过影院。“应该是从今年春节开始的，首先，从内容和类型上来看，片子本身不吸引人。我们在电影院里能看到的类型太少了，太重复了。影迷圈子里讨论的那些热门电影又进不了院线，那我们有什么动力去影院呢？”何思说，“更何况现在的票价又越来越贵。”
票价贵，并非几个观众的个体感受，据公开数据显示，2022年春节档平均票价达到55.2元，创下历史高点，而2021年春节档平均票价是48.88元，2018年的平均票价为39.72元。以石景山万达影城为例，《长津湖之水门桥》的VIP厅最高票价达到199.9元，朝阳区长楹天街卢米埃影城，IMAX版《长津湖之水门桥》均价为159元。这还是北京相对较远的处于东西两端的影院票价。“两个人去看一场不会超过预期的电影，要花掉三四百元，有多少人会去呢？所以，我希望的还是票价能回归常态，看电影最起码不应该成为一种有负担的消费。”
票价变得昂贵，不只是因为各种购票平台不再补贴红包，更多的还是因为疫情之下不确定的大环境让影院经营者不得不急功近利，影院时关时开，观众热情忽高忽低，好片源不敢上映，几种因素叠加之下，只能趁稍热的档期抓紧让票房落袋为安。这成为了一种买卖双方间的恶性循环。
济南百丽宫影城总经理董文欣有一个既简单似乎又不可能完成的心愿——能不能在宣传疫情防控时不潜移默化地让人们觉得去影院观影是一件危险的事。和她一样的从业者也都希望管控政策能对电影院能更柔性，但他们这个话题都讳莫如深，因为他们知道，在整体的严格管理之下，有更多涉及民生的行业也被叫停，似乎不可能对电影院网开一面。
何思最近计划去电影资料馆看塔可夫斯基的旧作放映，他觉得至少那是值得花费时间去观看的大师作品，平时也很少看得到，票价也不过40元到80元之间。“总之，要想让观众回流电影院，一是院线的片子要扩大种类，引进真正的新的好电影，或者让国产电影能扩展类型。第二，就是票价回归正常。”何思说，“电影院本来不会被取代，别让它因为电影之外的原因死掉。”
从两年前的疫情至今，电影院依然处在缓慢恢复期，一些政策扶持也在持续。今年春节过后，国家14个部门联合印发了促进服务业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政策，其中有一条特意提及了电影院：不得非经流调、无政策依据对餐厅、商超、景区景点、电影院等实施关停措施、延长关停时间。擅自增加对服务业疫情防控措施的行为，也被明令禁止。
但从各地实际情况去看，关于影院的开放政策难以统一。在3月份刚刚发布的《国家电影局关于从严抓好电影院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中明确要求，中高风险地区电影院一律暂不开放，低风险地区电影院要按照属地防疫部署要求，该限流的限流、该暂停的暂停、该关闭的关闭。如今风险区划分已经精确到社区、村庄甚至居民楼，但影院开放政策仍然以区甚至市为单位。
其实，政策层面对电影院的帮扶也在继续，只是相较于2020年疫情过后大规模的帮扶政策，此次的扶持显得更为散点化，比如，近期，深圳对电影院分档予以支持，单个企业最高补贴60万元。温州的影院今年可以领取每个座位每月25元的补助，共计6个月，一个1000座的中小型影院可以获得15万元补贴。截至目前，面向影院的具体扶助政策仍少于两年前，也缺乏针对性。或许这是因为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这场倒春寒会在这个时刻降临。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4月5日，全国影院营业率只有44.37％，截至4月6日，票房大盘也只有2900多万元。
在宏观的管理、应对和帮扶政策之下，电影行业的从业者们自己有着更为实际的诉求。电影制片人王磊打了个比方，他说，影院就相当于土地，土地坏了、没了，就算有种子、有牛、有耕种的人，都没办法产出粮食了。所以目前的政策应该首先保护电影院和影院从业者，比如减免租金、救济工作人员，“首要是救急，就比如救灾一样。只要有生力军在，产业会自动修复，生力军不在了，就没戏了。”制片人王磊对记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