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去高增长外衣 房企怎样面对负债问题

2021-10-18 10:30:00 来源:财经新地产

地产总是容易被误解的,3季度以来,商品房销售额同比连续下滑,不断传出房企债务违约的消息,很多人又开始怀疑地产的未来了。有句话叫做“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每年20多万亿的销售额,地产肩负的使命在这里,其承担的压力自然会与之相配。

实际上,过去20多年里,对地产的调控从来没有间断过。越是重要的地方越需要重点关照,这些连续密集的调控正是对这个行业格外呵护的表现。可以说,对于显性杠杆与隐性杠杆都非常高的地产行业,如果没有这些调控,早就面目全非了,我们根本看不到现在20多万亿的超级行业,甚至会连带着整个国民经济增速都受到影响。

目前商品房的每年销售额中,土地成本和相应税费整体超过10万亿元,剩余金额大部分也用于建造、材料、设计、营销、部品、家电等环节。有人说现在的地产开发,越来越像是制造业。而制造业大部分还有5%-10%的净利润率,这对当前的商品房开发来说,显然是个很奢侈的数字。2021年上半年公开市场出让的土地中,开发商在很多项目上的净利润率甚至低到只有1%-2%,能达到5%净利润率的土地都会被激烈争夺,最后很多要靠摇号才能确定买家。

房企的日子都已经如此艰难了,为什么还要进行调控?调控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样的开发商才会在未来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呢?

房地产牵涉到上下游几十个行业的发展,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我们看到房地产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看到一年十几万亿的销售额是怎么来的,更要看到其中所蕴含的风险影响巨大。事实上,世界范围内的几次大型经济危机,都与房地产有密切关联。2007年那次全球金融危机,直接导火索就是美国次贷危机。

房企开发杠杆的形成

我国的商品房全面发展始于1998年。23年来,由于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居民对自身居住条件的改善要求不断提升,尤其是一二线核心城市,人口众多,居住用地相对紧俏,住房的供给与需求之间长时间存在着缺口。如果按照普通制造业的生产流程和消费标准,商品房的供需双方都存在着严重的制约,既会影响城市建设和整体经济的发展,也会导致大量居住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1995年1月1日正式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明确规定了商品房可以通过预售的方式对外销售——“按提供预售的商品房计算,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达到工程建设总投资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并已经确定施工进度和竣工交付日期。”

这就等于给开发企业提供了一个杠杆,只要投入资金达到25%,后期销售的速度越快,开发企业的杠杆率就越高。如果销售回款能够覆盖同期的建设费用,那么开发企业就可以不再进行投入,杠杆率就达到了4倍。这使得IRR对于房企的价值,大大超过了净利润率。

但当时居民的居住需求虽然旺盛,整体收入并不高,房屋销售的进度也不快,客观上降低了房企的杠杆率。很多项目都要到现房阶段才能卖得出去,这个杠杆也就等于无效了。

1997年,央行颁布了《个人住房担保贷款管理试行办法》,允许购房者通过按揭贷款来购买商品房,通过在需求端放大杠杆,来解决购买力不足的问题。1998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宣布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建立住房分配货币化、住房供给商品化及社会化的住房新体制。

这两项制度的推行,才让预售制产生的杠杆得到了全面应用。1998年开始,全国商品房销售额从0.21万亿迅速提升到2020年的17.36万亿,这里有供需两旺的原因,也是供给端与需求端的杠杆互相作用的结果。

同时,对很多企业来说,即便是25%的资金投入(后期有所提升,不同地区的标准不一),里面也有一些是通过发行债券、信托产品、理财产品、私募基金等形式借来的。由于地产向来都是银行的优质客户,拿到土地证之后还有机会取得开发贷。而且房企对上下游单位具有较大的话语权,结款周期较长,甚至还有大量商票来延期支付,这也是一种杠杆。

杠杆风险必须提前控制

“经营杠杆+融资杠杆+按揭杠杆”,商品房过去20多年的发展史,始终与杠杆紧密相伴,没有这些杠杆的应用,我们是看不到一年超过17万亿的商品房销售规模的。但杠杆有双刃,正向的时候能创造多少利好,负向的时候就能造成多严重的伤害。

2014年开始重新去库存,从那以后到2018年上半年,全国各地陆续进入一个商品房量价齐升的状态。一部分反应较快,受到的监管又较少的民企大举负债,有些甚至用尽了一切能用到的资金。这导致2015年之后的房企销售规模排行榜上,部分受限较多的国企排名大幅降低,有些之前表现平淡的企业则迅猛上升,但其真实负债情况远远超出报表所体现的数据。

2018年下半年,虽然在销售端给地产开发行业敲了个警钟,但由于时间持续较短,而且融资端的支持并没有大幅降低,对房企加杠杆的趋势未形成根本性的触动。随后2019年市场全面复苏,2020年2季度整体流动性因为抗疫而大幅提升,就更增加了房企们的负债积极性。

从2020年上半年开始,土地市场上各路企业的内卷已经到了白热化程度,大量新增项目的净利润率微乎其微,后期稍有闪失便有可能出现亏损。如果只看表面数据,房企最多是少赚点钱的问题,影响不大。但考虑到连续5年累积下来的杠杆叠加效应,任何一个出血点都有可能被不断放大的杠杆变成致命伤。

有时候,可能仅仅是一笔款项没有及时到位,就会导致一个公司出现信用破产,进而出现行业性信任危机。而这个时候一旦出现挤兑,那就是全行业都将面临杠杆危机。

理解了房企的杠杆,也就理解了这次调控的必然性。这个去杠杆的过程会是艰难的,但内外环境都不允许出现系统性风险,调控也许会考虑一下节奏,但决心不可改变。

调控对房企的影响

2020年8月,三道红线在业内掀起了巨大波澜,这标志着流动性的缩紧,更标志着靠扩大风险来提升规模的时代过去了。由于三道红线对表外负债的监管还有所不便,2020年12月底,又出台了针对银行的两道红线,从源头上进行量化管控。不管你怎么精通财技,银行这个顶层端口被控制住,整个市场都将面临釜底抽薪式的洗礼。

2021年上半年,销售市场表现夺目,部分房企仍然延续了去年的思维。但到了年中,随着消费端的全面下滑(8月份社消数据同比增长仅为0.9%),尤其是按揭贷款的管控,流动性成了全行业的问题。于是,一家接一家房企,不断出现了债务违约情况。

有人说,这次调控后国企会直接受益。某种程度来说,确实是这样,但这不是因为国企的身份,而是由于一直以来国企的负债率都是受到严格管控的。大部分国企的资产负债率都保持在70%左右,遇到流动性问题的时候,压力自然会比那些监管力度较弱的高负债民企小得多。实际上,一部分净负债率比较低的民企,其融资成本和很多国企相比基本也是差不多的,当前的安全程度也没有本质区别。

这一轮调控中,影响最大的一批公司,其实在行业内都是公认的激进企业。这些名字出现在违约名单的时候,熟悉地产开发领域的人士,并不会感到惊讶。某种程度来说,这是早晚的事,只不过是在调控中集中出现了。

其实,调控不是突然而至的,两年前就有业内领袖级人物公开宣告,透支风险继续高负债的路不能走了。过去两年,一部分原本以高负债著称的房企,不断压缩净负债率,土储规模的增速也在明显降低。这样的企业,已经与2015年一起加杠杆的很多同行保持了距离,即便有时候大家还容易把它们混为一谈,但安全性上已经不是一个层级了。

从过去一年的财报数据来看,很多房企的高收入并没有转化成高利润,增收不增利已经成为了行业内的普遍现象。持续了几年的高负债发展,只留给了房企一个虚名,不管从风险上还是从实际收益上,都是得不偿失的。

剥去高增长外衣之后,各家房企都要面临一个重要的选择,就是经过了五道红线的洗礼,未来该怎样面对负债这个问题。毕竟在预售制下,在按揭仍然是购房主要支付方式的大背景下,房企的杠杆属性不会从根本上消失。但高杠杆对企业的负面影响,已经在当下充分暴露,再延续过去几年的路径,已经无法通行。

从全国楼市情况来看,一二线城市在住宅产品的供应方面,整体上并没有出现过剩,这也需要各家房企保持一定的规模。但这种规模应该来自于企业的经营能力,而不是风险喜好,未来对房企在管理效率、品质控制、多业态互补等方面的要求会进一步提升。

这会是新的竞争焦点,也会是一些仍然希望有一定增速的房企,必须要解决好的关键点。控制风险,做好经营,让地产行业更健康、更安全——做到这些,调控的价值也就体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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